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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 中国通商银行,中国最早的银行

时间:2017-08-02 01:40:45 来源:社会奇闻 点击: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最早的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一)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最早的银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进行经济掠夺;而中国的社会经济也逐渐发生变化,需要有自己的银行来调剂资金。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最早的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最早的银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进行经济掠夺;而中国的社会经济也逐渐发生变化,需要有自己的银行来调剂资金。有个叫盛宣怀的大官僚买办,看到银行获利颇丰,并能垄断工商业,便于1896年11月上奏清廷,请求“急设中国银行”他还对开办银行的作用加以论述,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营业,年底又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了分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大权,操纵在盛宣怀之手。该行在营业之初,实际资本为二百五十万两白银。1935年因滥发银行券发生挤兑现象,该行由官僚资本银行加入“官股”,改组成“官商合办”,从而成为国民党政府控制的银行。解放后,“官股”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底,该行又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最早的银行

  民国肇兴,该行成为纯粹的商业银行。时华大班陈笙郊、谢纶辉两人已相继去世,因谢纶辉之子谢光甫接任第三任华经理,亦改称为总经理。傅宗耀遂采取投靠军阀,拉拢股东,逐渐架空谢光甫,成为了第四任经理。傅宗耀(筱庵)继任其职;惟洋员的权限,自民国元年(1912年)以后的10年中,已逐渐收回。傅掌权后,继续献媚投靠北洋军阀,以大量资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国16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傅筱庵被通缉,逃往大连。后经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国民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从大连回来后,通过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

  民国23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不过900多万元,严重不足。次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金融紧迫,该行准备空虚,应付为难,傅筱庵乞求徐堪帮助,结果正好落入圈套,国民政府当局随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维持,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危机。当中央银行100万元款项拨到后,一场风潮终于平息。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互推杜月笙为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是年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所有发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银行办理。民国25年春,该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资本额增为400万元,原有私股350万元按15%折合成52.5万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5万元。此后,中国通商银行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该行为应付非常起见,特设上海分行,将原有总行机构自上海外滩迁至前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办公,以谋相机内迁。原有东南各行处业务,均遭停顿,先后撤退来沪,成立撤退联合办事处。民国27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香港。民国30年9月,杜月笙派骆清华到重庆筹设分行。民国32年6月改渝行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自流井、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重心转移到大后方。与此同时,通商银行在上海的机构和业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由汪伪政府接管,另派张文焕为董事长、李思浩为董事,受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控制。

中国四大银行 哪个最有钱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二) 中国四大银行是指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农,工,建),亦称中央四大行,其代表着中国最雄厚的金融资本力量。

  中国四大银行是指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农,工,建),亦称中央四大行,其代表着中国最雄厚的金融资本力量。

  中国银行

中国四大银行 哪个最有钱

  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全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规模排列位列第三。中国银行于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1912年2月5日正式开业。其由1905年清政府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起改称大清银行(TaChingGovermentBank),负责整顿币制、发行货币、整理国库,行使中央银行权利)改组而来。

  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领域,旗下有中银香港、中银国际、中银保险等控股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和公司客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按核心资本计算,2008年中国银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列第10位,位列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四大银行 哪个最有钱

  中国金融资本最雄厚的商业银行之一,最初成立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也是中国

  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行设在北京,“世界银行1000强”第8位,穆迪信用评级为A1。

  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在2010年完成“A+H”两地上市,正式成为大型上市银行,农行A+H股IPO在全球募集221亿美元,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大IPO。

  2009年末总资产88,825.88亿元,占全国银行金融业资产总额的11.3%,是中国最具规模和实力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各项存款74,976.18亿元,各项贷款41,381.87亿元,资本充足率10.07%,不良贷款率2.91%;净利润650亿元,较2008年增长26.3%,2010年利润率可以达到50%左右,净利润增长率居四大行之首。

  在海外,农业银行同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在新加坡、香港设有分行和农银国际,在伦敦、东京、纽约、法兰克福、悉尼、首尔设有支行和代表处,以及国际结算中心,并数年被《财富》杂志评为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图文]雄霸广东多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兴衰始末(2)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三)

“南天王”治粤

陈济棠与众多军阀一样,对封建迷信的说教情有独钟,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和忠实的迷信邪说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无聊至极的迷信闹剧。他网罗一大批占卜术士为自己的特殊顾问,凡有关进退去留之大事,悉数要请这些顾问问及天意后方才行事。至今,民间还流传古应芬是用了两块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的“晋代神砖”,说动陈济棠投身反蒋“大业”的。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依陈之为人,古应芬在晓其以理的同时用这招来动其以“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斗争的地方实力派,却深谙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广东后的陈济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业绩”。

1933年,陈济棠仿照苏联颁行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以广州市为中心,沿珠江水网及粤汉、广九等铁路向全省延伸,东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岭、南至钦廉。陈济棠还听从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的建议,聘请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根据广东土壤、气候及市场等情况拟定了广东蔗糖业的3年计划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陈济棠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在广东乃至南中国较有名气和成功的工厂企业。在陈济棠的一番经营下,广东的“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陈济棠热衷于教育事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从1932年至1934年,陈济棠连续筹措巨资完成了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事宜。1933年,陈济棠又让省政府拨款200余万创办了以古应芬(已于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为名的“勷勤大学”,并于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开课。此外,陈济棠还以筹资、自捐等方式,先后创办了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济棠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请建筑师刘大钧,以2000元大洋聘请研究军事化学的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受陈济棠的礼贤重才感动来粤工作的著名人士还有邹韬奋、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等。

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的商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惠爱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带,扩大到了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3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通过举办展销会的时机,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以便进一步发展贸易,加快市场繁荣。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陈济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羊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大轴之作。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获得了巨大发展。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氏3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为了表示对妻子莫秀英的爱意,陈济棠还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长桥码头,命名为“秀英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陈济棠发展广东地方经济,主观上自然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增强与蒋对抗的实力,同时便于自己聚敛私财,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广东的建设事业。有学者称,陈济棠为“广东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带来了近代百年未曾有过的建设机遇”。以广州为例,1929—1935年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银元购买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广州一举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整个广东也跨进了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和感动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能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陈济棠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邓小平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济棠,除了陈氏建设广东的成就,还缘于他对红军的一次特殊贡献。原来,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上台后不久,为了广聚反共力量,任命陈济棠为赣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可陈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为红军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被赶跑后,蒋介石可以从江西直击广东。因此,陈济棠重新玩儿起了当年反蒋使的那一招,即不采取任何像样的进攻行动,而是围绕防堵中央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入粤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军事部署。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败退,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红军长征要经过蒋介石设下的4道封锁线,其中第二道是以粤军为主构建的,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粤军相对抗难以胜算,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恰在这时,陈济棠于1934年9月、10月间电约红军进行军事密谈。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与粤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10月27日,红军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明令“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数万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向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当然,陈济棠此举并不意味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红军通过粤北后,他派第二军张达部参加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还4次派部参加围堵。凭借这些“战功”,陈济棠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陈济棠“让路”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并经由邓小平之口婉转地表达了出来。

“南天王”垮台

陈济棠把广东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轰轰烈烈地干“事业”,蒋介石自然不能视而不见,只是苦于胡汉民定居广州,有了当年“胡汉民事件”的教训,蒋只能等待更恰当的时机。而陈济棠虽然在地方建设上大笔如椽,但要长久地维持自己“南天王”的独霸局面却有点力不从心。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胡汉民等反蒋元老派的一再施压,方士们“机不可失”的乩语,迫使陈济棠在打破现状反蒋与维持现状之间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愿冒天下之不韪成为挑起内战的元凶,更不愿放弃“南天王”的宝座。然而,历史并没有给陈济棠留下太多回旋的余地。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与人下棋时突发脑溢血在突然去世。蒋介石见陈济棠的挡风墙没有了,遂派居正、孙科等人以吊唁为名赴穗,要求两广当局交出军权,进一步加强全国的“精诚团结”,取消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正为自己最后一块政治招牌的倾塌而伤心不已,没想到对手调整宁粤关系的速度竟如此神速,惊骇之余,他认定自己除了反蒋已别无选择。

陈济棠同前来吊唁的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商议后,认为蒋的军事重点在消灭西北的中共武装力量,华北方面日军的侵略也日渐猖狂。此种情势下,南京政府是不会对两广用兵的,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的兵力,对西南威胁不大,他们决定再度联手举兵反蒋。然而,陈济棠麾下的将领们赞同此举者寥寥无几,总参谋长缪培南、空军司令黄光锐、宪兵司令利树宗、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陈氏心腹干将更是明确表示反对。可惜的是,将领们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打消陈济棠的念头。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国民政府领导抗日。4日,以陈济棠、白崇禧为首的西南数十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响应西南两机关,并于8日将两广部队向湖南方向开进。这场由陈济棠等人发动的反蒋运动,一出炉就引起了全国震动,成为中外人士都十分关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称“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

蒋介石日夜盘算着端陈济棠的老窝,正苦于师出无名,没想到陈济棠自己跳出来当出头鸟,当即派出陈诚部进驻衡阳,断了两广军队攻长沙、陷武汉的通道,两广陷入出师不利的境地。陈济棠仗着自己手中有陆军5个军20万人、空军9个中队190余架飞机和海军数十艘军艇的强大实力,并没有把蒋的军事行动放在眼里,还于6月22日宣布成立所谓的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联军,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然而,陈济棠的军事谋划并不能遮掩其政治谋略上的短视。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反蒋,却只反蒋不抗日,自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另外,陈济棠似乎忘记了自己内部集团先前出现的不同声音,也忘记了不同的声音可以转化为不同的行动,而这恰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蒋介石在部署军事力量对抗陈济棠的同时,一直都没有放松过对陈氏集团的收买、分化和瓦解工作,而且收效相当明显。7月2日,广东空军驻广州白云机场第二队的3架飞机和驻从化机场第五队的4架飞机,载着飞行员、广东航校6期甲班的毕业生共40余人,北飞投蒋。空军人员倒戈的第二天,陆军部队的哗变事件接踵而至,第二军副军长(军长由陈济棠本人兼)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绥靖公署,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前往香港,宣布反陈。紧随李汉魂其后,余汉谋由驻地江西大庾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央。陆军哗变没几天,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陆海空部队接二连三的反叛,令陈济棠手足无措,而军事上的分崩离析又引发了政治上的土崩瓦解,西南的政界要员陈融、刘芦隐等人纷纷离开广州,表示与陈决裂。南京的飞机还不时飞临广州上空散发传单,在市民中引起阵阵骚动。7月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由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7月14日,余汉谋在大庾通电就职,限陈24小时之内离粤,并将所部由大庾开回韶关,着手进入广州的部署。同时,第二军另一位副军长陈达在广州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欢迎余来穗就职。7月18日,在黄光锐的带领下,广东空军全体投奔南京,浇灭了陈济棠翻本的最后一丝希望。昔日的南天一霸变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陈济棠彻底绝望了。

1936年7月18日黄昏时分,陈济棠携带平日聚敛的2600万元白银,与陈维周及卫士10多人一道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悄悄离开了广州。21时许,陈济棠一行换乘英军“蛾”号军舰,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行程。这天,天气十分恶劣,海上风雨交加,军舰行进缓慢。陈济棠一个人呆坐在舰舱,沉默无语,黯然失神……陈济棠的“南天王”生涯骤然落幕。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的新桂系独木难支,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归顺中央,“两广事变”就此平息。陈济棠垮台后,虽然一再对蒋表示忠心,可皆未问鼎要职,在农林部长(此职为蒋介石安置下野军阀的专用职位,东北的沈鸿烈、新疆的盛世才均担任过这一职务)、两广台湾宣慰使、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等虚职上短暂停留后,便一直赋闲无事。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去世。

虽然和许多国民党要员一样,陈济棠生前并没能再回到家乡看一看,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上个世纪80年代,陈济棠的子孙把他的骨灰移回了湛江湖光岩,墓地与莫秀英(1948在广州因病去世)的墓地挨在一起。陈济棠与莫秀英终生情深爱笃,在军阀中已极为罕见,死后夫妇二人又能葬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福运了。

[图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坚持使臣磕头惹祸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四)

[图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坚持使臣磕头惹祸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

据《法制周末》报道,150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被视为近代中国的国耻,也是国人至今无法忘却的悲惨记忆。150周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许多有识之士对那场劫难多了一些认识和反思,渐渐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事实上,当时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对列强兵临城下、磨刀霍霍的贼心浑然不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依然摆出一副无知和傲慢的姿态,终于为列强报复中国制造了借口。

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4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

1856年10月23日,英、法、美、俄四国进攻广州,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因未与清政府就谈判事项达成协议,英法两国决议采取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5月26日占领天津。清政府代表被迫同意在天津谈判。英国侵略者提出“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要求,清政府最终屈服。

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公使驻京之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退出大沽口,英法美三国于1858年7月中旬抵沪,等待修改税则以及补充通商章程。7月14日,咸丰帝任命桂良、华沙纳等为钦差向英法等国就《天津条约》提出交涉,准备修改公使驻京的条款。但是桂良等钦差大臣不敢向英法等国提出修改公使驻京的要求。

《天津条约》只是咸丰皇帝迫于压力暂时答应,并不准备履约。其中的焦点就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以免外国公使在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

根据《天津条约》,“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按照现在的认识,这些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这些要求在清政府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解释这一原因,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称之为“磕头外交”。

英法等国对这种观念并不认同,以英法为首的各国驻华使节拒绝磕头,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使“天下一统”的观念破产。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1859年初,新任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奉命进京换约,以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接到他们坚持北上换约的报告后,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岸,经天津去北京,并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英法驻华公使拒绝接受清政府从北塘登岸的建议,坚持从大沽口进京换约。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带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两国政府随即增派援兵来华,进一步扩大战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8月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口和天津。

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

满清政府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当咸丰帝接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

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惯例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在当时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

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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